代表武士的墨子

墨子及其门徒出身于侠,这个论断有充分的证据。从《墨子》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文献,
 
我们知道,墨者组成一个能够进行军事行动的团体,纪律极为严格。这个团体的首领称为
 
“钜子”,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权威。墨子就是这个团体的第一任钜子,他领导门
 
徒实际进行的军事行动至少有一次,就是宋国受到邻国楚国侵略威胁的时候,他们为宋国准

 
备了军事防御。
 
    这段情节很有趣,见于《墨子》的《公输》篇。据此篇说,有一位著名的机械发明家公
 
输般,当时受楚国雇用,造成一种新式的攻城器械。楚国准备用这种新式器械进攻宋国。墨
 
子听说这件事,就去到楚国,要对楚王进行劝阻。在那里,他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演习了他
 
们的进攻和防御的器械。墨子先解下他的腰带,用它摆成一座城,又拿一根小棍棒当作武
 
器。接着公输般使用九种不同的微型进攻器械,九次都被墨子击退了。最后,公输般用尽了
 
他的全部进攻器械,可是墨子的防御手段还远远没有用完。于是公输般说:“我知道怎样打

 
败你,但是我不愿意说出来。”墨子回答说:“我知道你的办法,但是我也不愿意说出来。”
 
    楚王问墨子这是什么意思,墨子继续说:“公输般是在想杀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
 
三百人,早已手持我的防御器械,在宋国的城上等候楚国侵略者,就算杀了我,你也不能灭
 
绝他们。”楚王听了这番话,嚷了起来:“好啦好啦!我说不要攻宋了。”
 
    这段故事若是真的,倒是为当今世界解决两国争端,树立了良好榜样。战争不必在战场
 
上进行。只要两国的科学家、工程师把他们实验中的攻守武器拿出来较量一番,战争也就不

 
战而决胜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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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

在道家的著作《庄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说他把自己局限于仁义道
 
德之中,只知道道德价值,不知道超道德价值。表面上看,他们是对的,实际上他们错了。
 
请看孔子谈到自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所说的话吧,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
 
政》)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
 
(《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

 
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却是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还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
 
语·尧曰》)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时候已经成为知者。因为如前面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只是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到
 
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很

 
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
 
受了神的使命。《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
 
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个与孔子同时的人说:“天下
 
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
 
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到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不过,我们将会看出,孔子所体验到的超道德价值,和道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样。

 
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浑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
 
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上面说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用不
 
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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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
 
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
 
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
 
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人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在儒家思想中,义
 
与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
 
这里已经有了后来儒家的人所说的“义利之辨”,他们认为义利之辨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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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

    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他们根本上是商人。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
 
是用于商业帐目的抽象数字。然后才是具体东西,只有通过这些数字才能直接掌握这些具体

东西。这样的数字,就是诺思罗普所谓的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于是希腊哲学家也照样以这种
 
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为其出发点。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理推理。为什么他们有知识论问题,为
 
什么他们的语言如此明晰。原因就在此。
 
    但是商人也就是城里人。他们的活动需要他们在城里住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社会组织形
 
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为基础。由于这个原故,希腊人就围
 
绕着城邦而组织其社会,与中国社会制度形成对照,中国社会制度可以叫做家邦、因为在这
 
种制度之下,邦是用家来理解的。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因为在同一个市民

阶级之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认为某个人应当比别人重要,或高于别人。但是在一个家
 
邦里,社会组织就是独裁的,分等级的,因为在一家之内,父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的权威。

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
 
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
 
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人们也真地是这
 
样来理解的。但是这几种不过是主要的家族关系,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公元前有一部最早的

汉语词典《尔雅》,其中表示各种家族关系的名词有一百多个,大多数在英语里没有相当的
 
词。 

    中国人过去是农,这个事实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以工业革命为手
 
段,才能进入现代世界。《列子》里有一个故事,说是宋国国君有一次叫一个巧匠把一片玉
 
石雕成树叶。二年以后雕成了,把这片雕成的叶子放在树上,谁也分辨不出哪是真叶子,哪
 
是雕成的叶子。因此国君非常高兴。但是列子听说这件事以后,说:“使天地之生物,三年

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列子·说符》)这是赞美自然、谴责人为的人的观点。
 
农的生活方式是顺乎自然的。他们赞美自然,谴责人为,于其纯朴天真之中,很容易满足。
 
他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中国曾经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发明,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它
 
们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阻挠。
 
    海洋国家的商人,情况就是另一个样子。他们有较多的机会见到不同民族的人,风俗不
 
同,语言也不同;他们惯于变化,不怕新奇。相反,为了畅销其货物,他们必须鼓励制造货
 
物的工艺创新。在西方,工业革命的最初发动在英国,也是一个靠商业维持繁荣的海洋国

家,这不是偶然的。
 
    本章在前面提到《吕氏春秋》关于商人的那些话,对于海洋国家的人也可以那样说,不
 
过要把说他们心肠坏、诡计多,换成说他们很精细、很聪明。我们还可以套用孔子的话,说
 
海洋国家的人是知者。大陆国家的人是仁者,然后照孔子的话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以希腊、英国的地理、经济条件为一方,以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为另一
 
方,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若要举出证据,加以证明,那就超出了本章范围之外。但是希

腊、英国的地理、经济条件都与中国的完全不同,这个事实就足以构成一个反证,从反面证
 
明我在本章内关于中国历史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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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农

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有他们所谓的“本”“末”之别。“本”指农业,
 
“末”指商业。区别本末的理由是,农业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在能有交换之
 
前,必须先有生产。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中,社
 
会、经济的理论、政策都是企图“重本轻末”。
 
    从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轻视。社会有四个传统的阶级,即士、农、工、
 
商,商是其中最后最下的一个。士通常就是地主,农就是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在中国,这

 
是两种光荣的职业。一个家庭若能“耕读传家”,那是值得自豪的。“士”虽然本身并不实
 
际耕种土地,可是由于他们通常是地主、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收成的好坏意昧着他们命
 
运的好坏,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在本质上就是“农”的反应和看法。加
 
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就有表达能力,把实际耕种的“农”所感受而自己不会表达的东西
 
表达出来。这种表达采取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形式。 
 

 
    公元前三世纪有一部各家哲学的撮要汇编《吕氏春秋》,其中一篇题为《上农》。在这

 
一篇里,对比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从事“本”业的人即“农”的生活方式,和从事“末”
 
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农很朴实,所以容易使唤。他们孩子似的天真,所以不自私。
 
他们的财物很复杂,很难搬动,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也不弃家而逃。另一方面,商的心
 
肠坏,所以不听话。他们诡计多,所以很自私。他们的财产很简单,容易转运,所以一旦国
 
家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这一篇由此断言,不仅在经济上农业比商业重要,而且在生活
 
方式上农也比商高尚。“上农”的道理也就在此。这一篇的作者看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其

 
经济背景的限制;他对农业的评价则又表明他本人受到他自己时代经济背景的限制。
 
    从《吕氏春秋》的这种观察,我们看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
 
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在方式上各
 
有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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