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

    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他们根本上是商人。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
 
是用于商业帐目的抽象数字。然后才是具体东西,只有通过这些数字才能直接掌握这些具体

东西。这样的数字,就是诺思罗普所谓的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于是希腊哲学家也照样以这种
 
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为其出发点。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理推理。为什么他们有知识论问题,为
 
什么他们的语言如此明晰。原因就在此。
 
    但是商人也就是城里人。他们的活动需要他们在城里住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社会组织形
 
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为基础。由于这个原故,希腊人就围
 
绕着城邦而组织其社会,与中国社会制度形成对照,中国社会制度可以叫做家邦、因为在这
 
种制度之下,邦是用家来理解的。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因为在同一个市民

阶级之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认为某个人应当比别人重要,或高于别人。但是在一个家
 
邦里,社会组织就是独裁的,分等级的,因为在一家之内,父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的权威。

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
 
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
 
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人们也真地是这
 
样来理解的。但是这几种不过是主要的家族关系,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公元前有一部最早的

汉语词典《尔雅》,其中表示各种家族关系的名词有一百多个,大多数在英语里没有相当的
 
词。 

    中国人过去是农,这个事实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以工业革命为手
 
段,才能进入现代世界。《列子》里有一个故事,说是宋国国君有一次叫一个巧匠把一片玉
 
石雕成树叶。二年以后雕成了,把这片雕成的叶子放在树上,谁也分辨不出哪是真叶子,哪
 
是雕成的叶子。因此国君非常高兴。但是列子听说这件事以后,说:“使天地之生物,三年

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列子·说符》)这是赞美自然、谴责人为的人的观点。
 
农的生活方式是顺乎自然的。他们赞美自然,谴责人为,于其纯朴天真之中,很容易满足。
 
他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中国曾经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发明,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它
 
们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阻挠。
 
    海洋国家的商人,情况就是另一个样子。他们有较多的机会见到不同民族的人,风俗不
 
同,语言也不同;他们惯于变化,不怕新奇。相反,为了畅销其货物,他们必须鼓励制造货
 
物的工艺创新。在西方,工业革命的最初发动在英国,也是一个靠商业维持繁荣的海洋国

家,这不是偶然的。
 
    本章在前面提到《吕氏春秋》关于商人的那些话,对于海洋国家的人也可以那样说,不
 
过要把说他们心肠坏、诡计多,换成说他们很精细、很聪明。我们还可以套用孔子的话,说
 
海洋国家的人是知者。大陆国家的人是仁者,然后照孔子的话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以希腊、英国的地理、经济条件为一方,以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为另一
 
方,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若要举出证据,加以证明,那就超出了本章范围之外。但是希

腊、英国的地理、经济条件都与中国的完全不同,这个事实就足以构成一个反证,从反面证
 
明我在本章内关于中国历史的论点。

上农

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有他们所谓的“本”“末”之别。“本”指农业,
 
“末”指商业。区别本末的理由是,农业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在能有交换之
 
前,必须先有生产。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中,社
 
会、经济的理论、政策都是企图“重本轻末”。
 
    从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轻视。社会有四个传统的阶级,即士、农、工、
 
商,商是其中最后最下的一个。士通常就是地主,农就是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在中国,这

 
是两种光荣的职业。一个家庭若能“耕读传家”,那是值得自豪的。“士”虽然本身并不实
 
际耕种土地,可是由于他们通常是地主、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收成的好坏意昧着他们命
 
运的好坏,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在本质上就是“农”的反应和看法。加
 
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就有表达能力,把实际耕种的“农”所感受而自己不会表达的东西
 
表达出来。这种表达采取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形式。 
 

 
    公元前三世纪有一部各家哲学的撮要汇编《吕氏春秋》,其中一篇题为《上农》。在这

 
一篇里,对比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从事“本”业的人即“农”的生活方式,和从事“末”
 
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农很朴实,所以容易使唤。他们孩子似的天真,所以不自私。
 
他们的财物很复杂,很难搬动,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也不弃家而逃。另一方面,商的心
 
肠坏,所以不听话。他们诡计多,所以很自私。他们的财产很简单,容易转运,所以一旦国
 
家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这一篇由此断言,不仅在经济上农业比商业重要,而且在生活
 
方式上农也比商高尚。“上农”的道理也就在此。这一篇的作者看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其

 
经济背景的限制;他对农业的评价则又表明他本人受到他自己时代经济背景的限制。
 
    从《吕氏春秋》的这种观察,我们看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
 
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在方式上各
 
有不同而已。

内圣外王?

    中国哲学以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就是圣人。他是既入
 
世而又出世的。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但是
 
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

 
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政治的领袖。就实际
 
的政治说,他大概一定是没有机会的。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
 
人,按道理说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那是另外一回
 
事,亦是无关宏旨的。
 
    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
 
格。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这个说法很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王”。照相拉图所说,在理想国中,哲学家应

 
当为王,或者王应当是哲学家;一个人为了成为哲学家,必须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的
 
心灵能够由变化的事物世界“转”入永恒的理世界。柏拉图说的,和中国哲学家说的,都是
 
认为哲学的任务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但是照柏拉图所说,哲学家一旦为王,这是违反
 
他的意志的,换言之,这是被迫的,他为此作出了重大栖牲。古代道家的人也是这样说的。
 
据说有个圣人,被某国人请求为王,他逃到一个山洞里躲起来。某国人找到这个洞、用烟把
 
他薰出来,强迫他担任这个苦差事(见《吕氏春秋·贵生》)。这是柏拉图和古代道家的人相

 
似的一点,也显示出道家哲学的出世品格。到了公元三世纪,新道家郭象,遵循中国哲学的
 
主要传统,修正了这一点。

哲学与宗教

    哲学的功用,尤其是形上学的功用,不是增加积极的知识,这个看法,当代西方哲学的

 
维也纳学派也作了发挥,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为了不同的目的。我不同意这个学派所说
 
的:哲学的功用只是弄清观念;形上学的性质只是概念的诗。不仅如此,从他们的辩论中还
 
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尤其是形上学,若是试图给予实际的信息,就会变成废话。
 
    宗教倒是给予实际的信息。不过宗教给予的信息,与科学给予的信息,不相调和。所以
 
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向来有冲突。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在科学进展的面前,宗
 
教的权威降低了。维护传统的人们为此事悲伤,为变得不信宗教的人们惋惜,认为他们已经

 
堕落。如果除了宗教,别无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的确应当惋惜他们。放弃了宗教的人,若
 
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也就丧失了更高的价值。他们只好把自己限于尘世事务,而与精神事
 
务绝缘。不过幸好除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
 
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因为在哲学里,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无需采取祈祷、礼拜之类
 
的迂回的道路。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
 
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

 
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
 
正是宗教的洪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