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读Peter Hessler写的小说《River Town》（中文译作“消失中的江城”）。作者的中文名字叫何伟，是一个97年到98年到四川涪陵来教英语的美国男青年。他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三本书，其他两本有《Country driving》和《Oracle》。
类似题材的书，其实有很多，早在1890年，一个在山东传教的美国神父明恩博就曾用中文写了《中国人的素质 – Chinese Characteristics》，Montesquieu也曾以到巴黎的波斯人的角度写过一本著名的《波斯人信札》。前者与何伟视角差不多（何伟的祖父也是神父，一直想到中国来传教不过最后未能成行），都是以极大的兴趣观察中国人，观察中国——值得一提的是明恩博在中国呆了多年，他的中文可能比我和看这个blog的大多数人都要好，而且行文极其生动诙谐，对中国人的特点也一针见血；孟德斯鸠的那本更高屋建瓴了，他是故意以外人的视角来写这么一本书，针砭时弊，规范社会的价值观，境界又高了一层。可叹的是，这种书，中国人没写。
因为在牛津学过英国文学史，又是Princeton毕业，所以文学功底还是在那里的，行文简单如流水，记录的也都是琐碎小事。能把金钱上的贫穷当作精神上富足的一种手段，这个年轻人不简单。独自到异乡谋生或求学的经历，我从18岁就习惯了；不过，我好像从来没有象他那么好奇，千方百计去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的世界；跟何伟一比，我浪费了很多青春。印象中有一次，我到公司总部出差，住在里昂旁边的一个小村子的酒店里。那村子只有那一家酒店，酒店所有工作人员就是老板一家。酒店很干净，安静，不过简陋到没有互联网和餐厅。我大概是第一个到那酒店住的中国人，老板很好奇，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和我聊天；晚上见到我就拉我到酒店的小酒吧喝一杯。我得瑟我的法语，也喜欢听他说些村子里的故事。他跟我说，村里谁有钱，他很清楚；我从那家酒店住完，退房时，老头送了我一瓶他们酒店的香槟给我。可怜的是，印象中我穷的只谈这些，和中国的机会有多么丰富。以后也再没有机会住过那酒店了，自然没有再跟酒店老板继续来往。
《江城》中，何伟有一段骂大山和加拿大的片段很恶毒：
在声称自己为老百姓后，那女人开始问起我关于大山的问题来了。大山是一个加拿大人，说着流利的中文，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而他无疑是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他是所谓的中国通——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聊得好的日子里，人们把我称作中国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维。我还有很长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纳为一个中国通，而从我所见到的大山来说，那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也许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声喜剧路线与京剧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感觉。
走到哪儿，人们都向我问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则验证了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于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着了迷，只是因为他说着白痴式的英语。
“你知道大山么？”那女人问。“你说我们的汉语说得不错，但没有大山那么好。”
“是的，他说得比我好。”这也是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讨厌他的理由：你的中文进步越多，和老百姓聊得越多，就越多听说到大山，以及他怎么比你好。
“你认识他么？”那女人问。这是另一个想当然——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彼此认识，通过一个秘密的全国系统保持联系，就好象共济会。
“不，”我说。“我从没见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的很好——他很好玩。”
“对。我看到过他说相声。他的确很棒。”
“大山的普通话比多数中国人都说得好。”那女人说。
“是的。有许多人告诉我这个。”
“而且他会唱我们的传统歌曲。他是从你们美国来的吗？”
“不。他从加拿大来。”
“你们美国人对他怎么想？”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没有大山。在美国没有人认识他。”
“他只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
“他也不在他们加拿大的电视上。他只是在中国上电视。”
这个，对那女人，以及许多我碰到过的中国人，乃是一个巨大的失望。真是悲剧，一个国家产生了像大山那么有才华的人物，却让一个外国垄断了他。但事实上，就像我对那女人解释的，这乃是加拿大的一个普遍模式，所有具备才华的人总是尽快离开了那里，就好似NHL。她想了想，继续聊大山。
FTChinese上有几篇文章介绍何伟和他的这几本书。我是好人，打包下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