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 我自己

这两天在读Peter Hessler写的小说《River Town》(中文译作“消失中的江城”)。作者的中文名字叫何伟,是一个97年到98年到四川涪陵来教英语的美国男青年。他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三本书,其他两本有《Country driving》和《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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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题材的书,其实有很多,早在1890年,一个在山东传教的美国神父明恩博就曾用中文写了《中国人的素质 – Chinese Characteristics》,Montesquieu也曾以到巴黎的波斯人的角度写过一本著名的《波斯人信札》。前者与何伟视角差不多(何伟的祖父也是神父,一直想到中国来传教不过最后未能成行),都是以极大的兴趣观察中国人,观察中国——值得一提的是明恩博在中国呆了多年,他的中文可能比我和看这个blog的大多数人都要好,而且行文极其生动诙谐,对中国人的特点也一针见血;孟德斯鸠的那本更高屋建瓴了,他是故意以外人的视角来写这么一本书,针砭时弊,规范社会的价值观,境界又高了一层。可叹的是,这种书,中国人没写。

因为在牛津学过英国文学史,又是Princeton毕业,所以文学功底还是在那里的,行文简单如流水,记录的也都是琐碎小事。能把金钱上的贫穷当作精神上富足的一种手段,这个年轻人不简单。独自到异乡谋生或求学的经历,我从18岁就习惯了;不过,我好像从来没有象他那么好奇,千方百计去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的世界;跟何伟一比,我浪费了很多青春。印象中有一次,我到公司总部出差,住在里昂旁边的一个小村子的酒店里。那村子只有那一家酒店,酒店所有工作人员就是老板一家。酒店很干净,安静,不过简陋到没有互联网和餐厅。我大概是第一个到那酒店住的中国人,老板很好奇,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和我聊天;晚上见到我就拉我到酒店的小酒吧喝一杯。我得瑟我的法语,也喜欢听他说些村子里的故事。他跟我说,村里谁有钱,他很清楚;我从那家酒店住完,退房时,老头送了我一瓶他们酒店的香槟给我。可怜的是,印象中我穷的只谈这些,和中国的机会有多么丰富。以后也再没有机会住过那酒店了,自然没有再跟酒店老板继续来往。

《江城》中,何伟有一段骂大山和加拿大的片段很恶毒:

在声称自己为老百姓后,那女人开始问起我关于大山的问题来了。大山是一个加拿大人,说着流利的中文,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而他无疑是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他是所谓的中国通——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聊得好的日子里,人们把我称作中国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维。我还有很长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纳为一个中国通,而从我所见到的大山来说,那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也许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声喜剧路线与京剧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感觉。

走到哪儿,人们都向我问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则验证了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于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着了迷,只是因为他说着白痴式的英语。

“你知道大山么?”那女人问。“你说我们的汉语说得不错,但没有大山那么好。”

“是的,他说得比我好。”这也是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讨厌他的理由:你的中文进步越多,和老百姓聊得越多,就越多听说到大山,以及他怎么比你好。

“你认识他么?”那女人问。这是另一个想当然——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彼此认识,通过一个秘密的全国系统保持联系,就好象共济会。

“不,”我说。“我从没见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的很好——他很好玩。”

“对。我看到过他说相声。他的确很棒。”

“大山的普通话比多数中国人都说得好。”那女人说。

“是的。有许多人告诉我这个。”

“而且他会唱我们的传统歌曲。他是从你们美国来的吗?”

“不。他从加拿大来。”

“你们美国人对他怎么想?”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没有大山。在美国没有人认识他。”

“他只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

“他也不在他们加拿大的电视上。他只是在中国上电视。”

这个,对那女人,以及许多我碰到过的中国人,乃是一个巨大的失望。真是悲剧,一个国家产生了像大山那么有才华的人物,却让一个外国垄断了他。但事实上,就像我对那女人解释的,这乃是加拿大的一个普遍模式,所有具备才华的人总是尽快离开了那里,就好似NHL。她想了想,继续聊大山。

FTChinese上有几篇文章介绍何伟和他的这几本书。我是好人,打包下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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