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写的是人生而不平等。只有暴力、革命、瘟疫、国家解体，才有可能重置。是的，瘟疫也可以降低不平等，但书中举的例子都是让人口总数降低20%以上的历史案例，新冠目测还达不到这种伤害，实际上我自己的观察和估计是，这次疫情让穷人更穷了，富人更富。寄生虫越胖，它们榨取的能力就越强。
很多时候，战争、瘟疫等情况下，穷人都死了，穷人的绝对数减少了，自然不平等程度降低了。
作者评估大规模战争可能性不高，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更低，即使中美大战，也只有很小的可能动用大量兵力，而且不会打核战。总体来说，人类越来越喜欢和平：人老了，也变得不是那么好斗了。
作者唯一没有评估的是天灾，比如行星撞地球，当然那个是终极平衡器，人类灭绝了，大家都踏实了。
这个奥地利裔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写的很棒，理论性强，书后好长的注释和参考书目，文笔有马克思之风，翻译的也很不错。在书后的致谢中，作者坦陈自己受到了Piketty的那本21世纪资本论启发，书中不少地方也提到他的一些观点。译后记写的很精彩。总之，本书是一本视野宏大、资料翔实、论证有力的佳作。
书中一些观点：
“4种不同类型的暴力冲击缓和了不平等：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
“民主本身并不能减轻不平等。虽然教育和技术变革的相互作用无疑会影响收入的离散程度，但历史上的教育和技能的回报，被证明对暴力冲击非常敏感。最后，没有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现代经济发展降低了不平等程度。”
“不平等收入和财富的获取先于国家形成并推动了国家的发展。然而，政府机构一旦建立起来，不仅会加重既存的不平等状态，还会创造出新的不平等。前现代国家为商业活动提供保护措施，并且为那些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的人开辟新的私利获取渠道，从而为资源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和集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从长远来看，政治和物质的不平等在被称为“互动效应”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不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变量的每一个增量都很可能引起其他变量产生相应增量。现代学者提出了许多定义，试图捕捉国家地位的本质特征。借用他们的几个要素，国家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政治组织，它声称自己拥有领土及其人口和资源，它拥有一套组织机构和人员，这些机构和人员通过颁发有约束力的命令和规则来履行政府职能，并通过威胁和实施包括暴力在内的合法的强制性措施来支持他们的行为。”
“物质不平等通常都会在比较极端的程度上转化成生殖上的不平等。”
“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是由技术及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形成之间的交互作用驱动的，有效的矫正需要暴力性冲击，这种冲击至少能暂时限制和扭转由资本投资、商业化以及掠夺性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的伙伴行使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所导致的不平等后果。”
“在不同文化之中，家庭收入和住宅面积都是密切相关的，而且住房通常都是地位的标志。”
“在中国，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23涨了不止一倍，上升到2014年的0.55左右，相应的财富集中度系数也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0.45增加到21世纪初期的0.7的水平。”的确，中国那几匹马，实在太有钱了，对社会不是好事。
（在欧美）“富裕家庭更加愿意参与选举。。。立法者更倾向于制定有利于高收入选民偏好的政策。”
如何和平地矫正不平等？首先作者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先例罕见，其次，书末给出了一些市面上常见的方案：“收入应该以更累进的方式征税；资本收益应如普通收入一样课税，并且一般而言应该课更高的税率；累退工资税制度应该被废除。应该直接对财富课税，课税的方式应该足以削弱财富的代际传递。诸如贸易关税和创建全球财富登记制度等措施将有助于防止离岸逃税。应对公司的全球利润征税，结束对它们的隐性补贴。法国经济学家甚至建议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从源头征税。”
“尽管复杂的武器化可能会使一个更强大的超级细菌产生，但释放这样一个细菌几乎不符合任何国家层面的行为者的利益。”
最后，平等未必是好事，书中的一些案例，是以动辄几百万富人的悲惨命运（比如斯大林时代，我们对此很熟悉）和社会财富的总体下降为代价的：“对你希望得到的东西，一定要抱着一个慎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