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家书》,梁启超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301页。
本书是民国知名精神领袖、大学问家梁启超与家人的通信,其中绝大部分是写给子女的,时间跨度从1898年到1928年,共收集了近百封梁的家书。
较之之前曾文正公的家书,梁的流水琐事较多,当然,本书也是后人整理出来的,究竟有没有水分未可知。
书信中透露较多的是舔犊之情:
但要我爱他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作为当爹的,再怎么也不可能像疼爱女儿梁思顺你一样疼爱儿媳林徽因)。老人爱怜儿女,在养病中以得你们的信为最大乐事。
也有很多勉励子女不妄自菲薄,奋发向上,积极乐观,在逆境中向好处看:
患难之事,古之豪杰无不备尝,惟庸人乃多庸福耳,何可自轻乎?
知世俗之荣辱苦乐,富贵贫贱,无甚可喜,无甚可恼,惟有读书穷理,是最快乐事。
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
佚乐太过,致此形骸,习于便安,不堪外境之剧变,此吾学养不足之明证也。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更念吾友受吾指挥效命于疆场者,其苦不知加我几十倍,我在此已太安适耳。
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
凡事看不开,不会自寻娱乐。
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生不许他侵入。
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罗素说:中国穿短衣服的农人、工人,个个都有极美的人生观。住在都市的人都是天性已漓。
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
梁启超57岁即病死,和北京协和医院(这家医院迄今全国公认综合排名第一)有个公案,看书中说,死前两三年开始尿血,去协和,结果被割错了个肾。这书里梁启超自己证明的确是割错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