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照驾驶

2009年我初到蒙特利尔后,因为公司找的Relocation services的服务公司咨询不清,我发现自己要等8个月才能开上公司配给我的车:按这里的规定,原先没驾照的人,不管多会开,都只能先考笔试,笔试通过了,发给学徒证书,可以在有熟练司机(拥有驾照两年以上)的陪同下开车,然后必须也只能等上8个月后才能路考,路考通过之后才能拿这里的驾照。在加拿大这冬天严酷漫长的地方,没车没自由,我非常恼火,打了无数个电话到这里的交管机关也找了无数遍他们的人,跟他们说明我原先开过两年的车,而且不再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可以随时路考证明给他们看;得到的答案都是,规定就是规定,没有例外;找他们主管也没有用。我甚至想托法国领馆的人帮忙,不过那时候刚来,关系网还小,只有见人就哭天抢地抱怨一回,加上私下暗骂这里规矩太死,没有人性。结果的情况是,2009年1月4日我到加拿大,2009年11月底我才开上公司给我的车,在此期间,我天天打车上下班,光打车花了一万多刀。

我当时常常想,要在中国这事早就办了;事实上我的确托国内的朋友在北京帮我办了一个驾驶执照。我有次跟我的加拿大房东说起这事,本指望他也许认识什么人,结果他的确想办法帮我打电话咨询,不过最后也无果,我跟他说中国这事好办,认识些有关系的人就好了;他说,在加拿大不是这种情况,一切都必须也只能按规定走。

在加拿大开了一年多车,逐渐明白了这种体制的优越性。其实交通是木桶原理的最好体现:正如木桶能盛多少水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一样,交通顺畅与否,也在非常大程度上是由大家遵守交规的自觉性、互相尊重的习惯和驾驶水平决定的。我以为中国很多时候路堵,大家都不能畅快运行,是由很多人以为自己比别人重要和优越、只顾自己无理变道、开车不专心、完全无视交通标记引起的,很多时候只是一两辆车的行为,就能导致整条路的堵塞,甚至带坏所有开车的人:我不这样,别人全这样,我不吃亏吗?反过来,一开始起头的那几个人,因为别人都养成了如此的坏习惯,恐怕最后大家谁也别想走,都堵在路上听收音机。

由此也联想到整个社会的运行。在中国很多时候走走关系托托后门事儿就办了,可这种跟腐败沾些关系的人情网,其实导致大家互相不信任,极大地拖慢了整个社会的效率,甚至害了李刚药家薪之流,更导致大家象无视交规一样无视法律和规章。要想改当然不是易事,不过,从我做起,多带动身边的人,早晚有一天会有好转。

现在回想,当年没有能一到就拿到驾照,对我来说,也许是好事,如果规定不是这么死,没准儿我年少轻狂开车就出了事儿了呢。

装一回Peter Drucker

来加拿大工作两年半,行将回国任职,临走的时候,一直有两个问题在萦绕着我,我给这里留下了什么,我又从这里带走什么?

这些问题其实我应该更经常的问自己。我尤其希望在死的时候,能回答的更干脆和满意。毕竟,我们不能生活在别处,在将来或过去,也不可能过别人的生活。能够挥挥手说一句“不带走一片云彩”固然潇洒,不过我们每个人的基因,恐怕仍然希望将来能够说”I have been here.”

相信一切都有可能;但是仅仅相信是不够的,要为一切美好的愿望付出自己的智慧与努力。每一种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成功生存的生活都是艰辛的,需要持之以恒的自律和苦行僧式的生活。

如果说在加拿大的两年我有遗憾的话,首先就是没有能够积极地影响更多人的生活:人,只有人,才是稍微长久一点的。能带走的,恐怕也只有从与人交往或同事中的成功、失败或痛苦的经历中所学到的。

基本上从大学毕业以后,我每两年换一个城市,命运的巨轮把我带到了世界一个又一个地方。在这些漂泊中,父母在老去,兄弟有了各种各样的遭遇,我为家庭贡献了多少?每一个为工作忘我的人,恐怕最后的结局都是其自我被世界遗忘。

无论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爱过,奋斗过,成功过,享受过,喜悦过,就足够了,毕竟,明天,所有的欢笑,所有的泪水,都将成为过去。

祝大家在加拿大这个美丽清洁的国家充实开心的度过每一天!

异乡 我自己

这两天在读Peter Hessler写的小说《River Town》(中文译作“消失中的江城”)。作者的中文名字叫何伟,是一个97年到98年到四川涪陵来教英语的美国男青年。他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三本书,其他两本有《Country driving》和《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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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题材的书,其实有很多,早在1890年,一个在山东传教的美国神父明恩博就曾用中文写了《中国人的素质 – Chinese Characteristics》,Montesquieu也曾以到巴黎的波斯人的角度写过一本著名的《波斯人信札》。前者与何伟视角差不多(何伟的祖父也是神父,一直想到中国来传教不过最后未能成行),都是以极大的兴趣观察中国人,观察中国——值得一提的是明恩博在中国呆了多年,他的中文可能比我和看这个blog的大多数人都要好,而且行文极其生动诙谐,对中国人的特点也一针见血;孟德斯鸠的那本更高屋建瓴了,他是故意以外人的视角来写这么一本书,针砭时弊,规范社会的价值观,境界又高了一层。可叹的是,这种书,中国人没写。

因为在牛津学过英国文学史,又是Princeton毕业,所以文学功底还是在那里的,行文简单如流水,记录的也都是琐碎小事。能把金钱上的贫穷当作精神上富足的一种手段,这个年轻人不简单。独自到异乡谋生或求学的经历,我从18岁就习惯了;不过,我好像从来没有象他那么好奇,千方百计去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的世界;跟何伟一比,我浪费了很多青春。印象中有一次,我到公司总部出差,住在里昂旁边的一个小村子的酒店里。那村子只有那一家酒店,酒店所有工作人员就是老板一家。酒店很干净,安静,不过简陋到没有互联网和餐厅。我大概是第一个到那酒店住的中国人,老板很好奇,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和我聊天;晚上见到我就拉我到酒店的小酒吧喝一杯。我得瑟我的法语,也喜欢听他说些村子里的故事。他跟我说,村里谁有钱,他很清楚;我从那家酒店住完,退房时,老头送了我一瓶他们酒店的香槟给我。可怜的是,印象中我穷的只谈这些,和中国的机会有多么丰富。以后也再没有机会住过那酒店了,自然没有再跟酒店老板继续来往。

《江城》中,何伟有一段骂大山和加拿大的片段很恶毒:

在声称自己为老百姓后,那女人开始问起我关于大山的问题来了。大山是一个加拿大人,说着流利的中文,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而他无疑是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他是所谓的中国通——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聊得好的日子里,人们把我称作中国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维。我还有很长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纳为一个中国通,而从我所见到的大山来说,那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也许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声喜剧路线与京剧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感觉。

走到哪儿,人们都向我问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则验证了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于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着了迷,只是因为他说着白痴式的英语。

“你知道大山么?”那女人问。“你说我们的汉语说得不错,但没有大山那么好。”

“是的,他说得比我好。”这也是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讨厌他的理由:你的中文进步越多,和老百姓聊得越多,就越多听说到大山,以及他怎么比你好。

“你认识他么?”那女人问。这是另一个想当然——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彼此认识,通过一个秘密的全国系统保持联系,就好象共济会。

“不,”我说。“我从没见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的很好——他很好玩。”

“对。我看到过他说相声。他的确很棒。”

“大山的普通话比多数中国人都说得好。”那女人说。

“是的。有许多人告诉我这个。”

“而且他会唱我们的传统歌曲。他是从你们美国来的吗?”

“不。他从加拿大来。”

“你们美国人对他怎么想?”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没有大山。在美国没有人认识他。”

“他只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

“他也不在他们加拿大的电视上。他只是在中国上电视。”

这个,对那女人,以及许多我碰到过的中国人,乃是一个巨大的失望。真是悲剧,一个国家产生了像大山那么有才华的人物,却让一个外国垄断了他。但事实上,就像我对那女人解释的,这乃是加拿大的一个普遍模式,所有具备才华的人总是尽快离开了那里,就好似NHL。她想了想,继续聊大山。

FTChinese上有几篇文章介绍何伟和他的这几本书。我是好人,打包下载在这里

Better fail in originality than succeed in imitation

日本的核电站看起来没有如此容易了结,那可不是一般的森林火灾,烧一烧就没了;那是地狱之火,辐射能持续。。。几百年。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苏联当年可是派了60万人去封堆啊(最后好像死了5万)。

1、你不可能讨好所有人,你的形象当然是由别人的感受(看和听到的)和别人自己的想象组合而成的,因此不要把所有的底牌全露出来。

2、让别人等的人是有权力的人,不要急,慢慢来。

3、你说的和你做的同等重要;说也是做的一部分。

4、目光如炬的意思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很多细节:这是可以练习的。

5、宁愿停顿也少用口头语!

6、多观察人:多注意对方眼神,判断对方下一步的举动。

7、眼睛瞳孔扩大的人,注意力集中:比较开心或者害怕。

8、保持眼睛明亮。

9、每10秒钟要有新东西:电视画面至少10秒钟是要换内容的。

10、动起来,不要静!人眼对动的东西比对静的有兴趣。

我们越来越穷?

这几天可能谁都无法不对全球经济无动于衷。
昨天法国Cac 40 跌了9%,道指都9800了,俄罗斯最惨,居然能跌20%,巴西也有15%了。
我们公司的股票一天跌了3%。
世界经济大萧条真的来了?
两年来,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按照恩格尔定律,我们是不是越来越穷了?
 
引:恩格尔定律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
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恩格尔定律的公式:
食物支出对总支出的比率(R1)=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总支出变动百分比
食物支出对收入的比率(R2)=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收入变动百分比
R2又称为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 
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出的,它是在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的,因此在考察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还应当考虑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结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食物支出增加。只有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对食物支出发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