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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偶得

《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认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流通与繁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跟富兰克林说的“一个空袋子是立不起来的”是一个道理)必须”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举了陶朱公、子贡、白圭等成功商人的例子,鼓励人发家致富。他认为学致富“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是不可能学会的,而做生意重要的,除了勤奋,节俭,专一,有眼光及有知识外,还必须业务独到。“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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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外交强人:塔列朗 Talleyrand

按:最近在看《拿破仑传》,拿破仑本人的失败与当时他外交上的左膀右臂塔列朗直接相关。百度了下这个历经6朝乱世不倒的墙头强草,全文摘录如下。我另外查了英文和法文的维基,发现西方对其评价并不是那么负面,法文版的维基甚至对他有所推崇。 夏尔·莫里斯·塔列朗(1754-1838),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贵族出身,曾当过神甫,后来参加政治活动,他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在连续六届法国政府中,担任了外交部长、外交大臣,甚至总理大臣的职务。他圆滑机警,老谋深算,权变多诈,云谲波诡。有人称道他是热忱的“爱国者”。可更多的人把他视为危险的“阴谋家”和“叛变者”。 中文名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 外文名 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 国 籍 法国 出生地 巴黎 出生日期 1754年2月2日 逝世日期 1838年 1孤独的童年 夏尔·莫里斯·塔列朗诞生在巴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里。他的祖先从十世纪卡佩王朝建立时起就已经是宫廷贵人了。按血统来说,他的父亲同国王路易十六还是表兄弟! 塔列朗尽管出身名门,然而他的童年却是不幸的。父母按照当时法国贵族的生活方式,整天忙于社交活动,只顾自己寻欢作乐。小夏尔出生不久便被寄养在巴黎郊区的奶妈家里。两岁时,他从高柜子上摔下来,把右脚摔伤了。过了好几个月,父母才知道这件事,可是残疾已经造成,他成了一个终生只能借助拐杖走路的跛子。从此,父母更加不喜欢他了。四岁时,他被寄养在外省的一个亲戚莎莱夫人家,父母也很少接他回家。又过了两年,仆人把他从莎莱夫人家直接送到了巴黎的一所寄宿学校——父母竞没想到应该先让孩子回家来见见面!小夏尔坐了十七昼夜的驿车来到陌生的新天地,孤苦伶丁,举目无亲,只能思念着唯一对他慈爱的莎莱夫人。此情此景,使他终生难忘。他刚满六岁,就在校住读,每周只探望父母一次,极少在家过夜。六年后,他又染上了天花,父母既不探望他,也不接他回家养病,只让仆人把他送到奶妈家,病愈后又送回了学校。夏尔在学校,整天沉默寡言,郁郁不欢。他因身体残废,自惭形秽,不愿交朋友,但又感到孤独,缺少爱抚和温暖。慢慢地,他萌发并滋长了对父母和亲属的怨恨。他决心用自己的智力来战胜自己的不幸,并且胜过周围的人。 应该说,这段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对塔列朗日后冷酷无情,孤傲自信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五岁时,夏尔中学毕业,父母没跟他商量一下,就把他送进了圣·秀尔比斯神学院。夏尔的哥哥童年就已夭折,所以夏尔已经成为长子,可是父母却剥夺了他承袭爵位和财产的长子继承权,硬要让他当神甫。当时,一般贵族青年所追求的是充任荣耀显赫的军官或大有油水可捞的文官,而夏尔因右脚残废无法当军官,父母又不肯出钱给他买文官,于是,当神甫就成了他的唯一出路。人们给他披上神学院学生的长襟黑袍,他心中愤恨不已。他是多么希望去过世俗贵族的享乐生活啊。在神学院的五年里,他仍然很少说话,不爱交友,既孤单又苦恼,把空余时间都消磨在图书馆里。当时能够找到的革命书籍,包括卢梭、伏尔泰的著作,他都读过。他从这些书里,小心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向往个人的自由和欢乐,渴望摆脱贵族家庭和教会对他的束缚。 2叛逆的神甫 1774年,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从神学院毕业了。冷酷的贵族家庭环境,虚伪的神学院教育,已经把他造就成为一个冷漠无情、极端利己、见风使舵的人。第二年他获得神甫称号,开始踏上人生的大道。这年6月路易十六即位,父母派他参加了加冕典礼。大典过后,路易十六赏赐塔列朗兰斯市圣雷米修道院院长职,年金一万八千锂。他经济自立了,终于摆脱了被迫依赖父母的痛苦。 1776年初,塔列朗又上巴黎大学神学院进修了两年。结业后,继续当他的院长。可是这位院长大人从来不是上帝的虔诚信徒,而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无神论者、自由主义者。 1778年,长期流亡国外的老叛教者伏尔泰回到巴黎,受到许多人的崇拜。塔列朗竟也跑去拜访了他,甚至请求得到这位八十四岁老人的祝福。伏尔泰欣然应允,伸出手来向这个跪在自己面前的青年神甫表示了祝福,此事一经传开,宗教界领袖十分恼怒,巴黎大主教特地把塔列朗叫去训斥了一顿。 塔列朗还不顾自己的身份,花天酒地地过着世俗贵族的生活。因为那个院长职务是个只拿薪水不干事的美差,他有的是时间。他在巴黎买了一所舒适的小房子,在兰斯和首都轮流居住,狂饮滥赌,寻花问柳。薪金不够开销,他便到交易所去搞投机,大把大把地捞钱。他的贪婪、卑鄙也就从这时起开始出了名。 当然,塔列朗也并不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儿。他交游广泛,口才敏捷。在宫廷且在僧侣界、在贵妇的沙龙里,他到处钻营,打通关节,取得了权贵们的信任和宠爱。1787年,他差一点得到红衣主教的职位,只是由于王后阻挠,才未如愿。不过,在革命前夜,1788年12月,路易十六还是应塔列朗父亲临终前的请求,签署了任命塔列朗为奥顿区山主教的文件。 这就是塔列朗走上社会的头十五年,他的黄金时代。他享尽了巴黎上层社会的荣华富贵。可是,革命的风暴来临了。 3革命的主教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在宫廷贵族挥霍无度,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发生严重危机的情况下爆发的。 7月14日,巴黎人民武装起来,攻占了巴士底狱。这座象征绝对专制主义的堡垒的陷落,使人民欣喜若狂,可是对塔列朗来说却是如雷轰顶。贵族塔列朗对革命群众既仇恨又害怕。7月16日夜,他进宫谒见王弟查理·阿图瓦伯爵,请求迅速集结可靠的军队以对抗革命。但是国王已经无能为力,阿图瓦决定流亡国外。 这时,塔列朗在其一生中面临第一次重要的抉择。他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模糊地意识到强大的革命力量必然会埋葬腐朽的封建王朝。眼看自己乘坐的大船就要下沉,他必须赶快离开它,投到新兴的,强大的资产阶级阵营一边,才有出路。 1789年夏秋之际,新旧国债高达四十五亿锂,革命政权制宪议会继承了旧政府的财政危机,焦灼不堪。人们都看到;当时可以解决危机的唯一捷径,就是由国家没收并卖掉价值三十多亿锂的法国天主教教会的土地。可是,这耍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原则,又会得罪还没有公开站在反革命一边的教会;而要把这个有着一千五百年历史的巨大组织变成敌人,制宪议会确实一时难下决心。 塔列朗主教看到他的机会来了。10月10日,作为奥顿区教土代表的塔列朗,出席制宪议会讨论教会土地问题。他建议把教会土地收归国有,还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有关法律草案,滔滔雄辩,强调指出:教会财产与世俗人的私有财产不同,它本来就是属于全体信徒,也就是属于国民的,所以国家有权收回。这次会议争论得很厉害,虽然其他主教激烈反对,制宪议会还是以多数票通过了“教会土地由国家处理”的决议案。 当天晚上,巴黎民众一片欢腾。他们被塔列朗主教的“自我牺牲精神”深深感动了,以为这位“人类灵魂的牧羊人”恪守基督的训诫,为了祖国,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善良的人们当然是不会知道这位主教大人的内心活动的。 从此,贵族和僧侣恨透了他,革命阵营却开始信任他。他逐渐成为革命的红人,为制宪议会起草重要报告和文件。当时,保王党到处散发污蔑革命的反动小册子、传单、诗歌和文章。为了抵消反革命宣传的影响,1790年2月,塔列朗破委托向民众发表演说。他在广场上面对成千上万的群众慷慨陈词,对各种反革命言论于以逐条驳斥,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他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一周后,即被选为制宪议会主席。 塔列朗以主教身份还为革命做了不少事。比如:1790年7月14日,在攻占巴士底狱周年纪念日,爱国派在巴黎马尔斯广场举行盛大的全国结盟节大会。塔列朗身穿华丽的主教法衣,率领一批僧侣前去参加,并登上祭坛,主持弥撒,三十万信徒全神贯注地听他描绘”基督的友爱”同革命感情如何“融为一体”。 又比如:革命政权为了使教会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决定改组法国天主教会,使它脱离罗马教廷。1790年8月24日,议会颁布“教土法”,规定主教和教士都由选举产生,不再由国王任命;取消首岁教捐,等。这些措施触怒了罗马教皇。制宪议会要求僧侣宣誓执行《教土法》,而教皇不仅不批准这项法令,反而发出了“谴责令”。这时,大多数下级僧侣部宣誓了,可是主教中参加宣誓的只有塔列朗等七人。法国教会分裂了。为了重建统一的国家教会,制宪议会被迫采取强制手段。这年11月,它通过法令:禁止未宣誓的僧侣执行公共教务。可是那些僧侣们仍然拒绝宣誓、一时间,许多地区的施洗,婚丧,忏悔,布道等公共教务均无人主持,民众十分恐慌。政府只得决定:打破年限资历,提前让一批候补教士执行教职。但是绝大多数主教都不肯为他们授职。在这困难的时刻,又是塔列朗挺身而出,带头为这批不到年限的教士举行了授职礼。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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