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April 2011

装一回Peter Drucker

来加拿大工作两年半,行将回国任职,临走的时候,一直有两个问题在萦绕着我,我给这里留下了什么,我又从这里带走什么? 这些问题其实我应该更经常的问自己。我尤其希望在死的时候,能回答的更干脆和满意。毕竟,我们不能生活在别处,在将来或过去,也不可能过别人的生活。能够挥挥手说一句“不带走一片云彩”固然潇洒,不过我们每个人的基因,恐怕仍然希望将来能够说”I have been here.” 相信一切都有可能;但是仅仅相信是不够的,要为一切美好的愿望付出自己的智慧与努力。每一种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成功生存的生活都是艰辛的,需要持之以恒的自律和苦行僧式的生活。 如果说在加拿大的两年我有遗憾的话,首先就是没有能够积极地影响更多人的生活:人,只有人,才是稍微长久一点的。能带走的,恐怕也只有从与人交往或同事中的成功、失败或痛苦的经历中所学到的。 基本上从大学毕业以后,我每两年换一个城市,命运的巨轮把我带到了世界一个又一个地方。在这些漂泊中,父母在老去,兄弟有了各种各样的遭遇,我为家庭贡献了多少?每一个为工作忘我的人,恐怕最后的结局都是其自我被世界遗忘。 无论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爱过,奋斗过,成功过,享受过,喜悦过,就足够了,毕竟,明天,所有的欢笑,所有的泪水,都将成为过去。 祝大家在加拿大这个美丽清洁的国家充实开心的度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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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 我自己

这两天在读Peter Hessler写的小说《River Town》(中文译作“消失中的江城”)。作者的中文名字叫何伟,是一个97年到98年到四川涪陵来教英语的美国男青年。他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三本书,其他两本有《Country driving》和《Oracle》。 类似题材的书,其实有很多,早在1890年,一个在山东传教的美国神父明恩博就曾用中文写了《中国人的素质 – Chinese Characteristics》,Montesquieu也曾以到巴黎的波斯人的角度写过一本著名的《波斯人信札》。前者与何伟视角差不多(何伟的祖父也是神父,一直想到中国来传教不过最后未能成行),都是以极大的兴趣观察中国人,观察中国——值得一提的是明恩博在中国呆了多年,他的中文可能比我和看这个blog的大多数人都要好,而且行文极其生动诙谐,对中国人的特点也一针见血;孟德斯鸠的那本更高屋建瓴了,他是故意以外人的视角来写这么一本书,针砭时弊,规范社会的价值观,境界又高了一层。可叹的是,这种书,中国人没写。 因为在牛津学过英国文学史,又是Princeton毕业,所以文学功底还是在那里的,行文简单如流水,记录的也都是琐碎小事。能把金钱上的贫穷当作精神上富足的一种手段,这个年轻人不简单。独自到异乡谋生或求学的经历,我从18岁就习惯了;不过,我好像从来没有象他那么好奇,千方百计去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的世界;跟何伟一比,我浪费了很多青春。印象中有一次,我到公司总部出差,住在里昂旁边的一个小村子的酒店里。那村子只有那一家酒店,酒店所有工作人员就是老板一家。酒店很干净,安静,不过简陋到没有互联网和餐厅。我大概是第一个到那酒店住的中国人,老板很好奇,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和我聊天;晚上见到我就拉我到酒店的小酒吧喝一杯。我得瑟我的法语,也喜欢听他说些村子里的故事。他跟我说,村里谁有钱,他很清楚;我从那家酒店住完,退房时,老头送了我一瓶他们酒店的香槟给我。可怜的是,印象中我穷的只谈这些,和中国的机会有多么丰富。以后也再没有机会住过那酒店了,自然没有再跟酒店老板继续来往。 《江城》中,何伟有一段骂大山和加拿大的片段很恶毒: 在声称自己为老百姓后,那女人开始问起我关于大山的问题来了。大山是一个加拿大人,说着流利的中文,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而他无疑是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他是所谓的中国通——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聊得好的日子里,人们把我称作中国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维。我还有很长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纳为一个中国通,而从我所见到的大山来说,那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也许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声喜剧路线与京剧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感觉。 走到哪儿,人们都向我问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则验证了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于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着了迷,只是因为他说着白痴式的英语。 “你知道大山么?”那女人问。“你说我们的汉语说得不错,但没有大山那么好。” “是的,他说得比我好。”这也是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讨厌他的理由:你的中文进步越多,和老百姓聊得越多,就越多听说到大山,以及他怎么比你好。 “你认识他么?”那女人问。这是另一个想当然——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彼此认识,通过一个秘密的全国系统保持联系,就好象共济会。 “不,”我说。“我从没见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的很好——他很好玩。” “对。我看到过他说相声。他的确很棒。” “大山的普通话比多数中国人都说得好。”那女人说。 “是的。有许多人告诉我这个。” “而且他会唱我们的传统歌曲。他是从你们美国来的吗?” “不。他从加拿大来。” “你们美国人对他怎么想?”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没有大山。在美国没有人认识他。” “他只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 “他也不在他们加拿大的电视上。他只是在中国上电视。” 这个,对那女人,以及许多我碰到过的中国人,乃是一个巨大的失望。真是悲剧,一个国家产生了像大山那么有才华的人物,却让一个外国垄断了他。但事实上,就像我对那女人解释的,这乃是加拿大的一个普遍模式,所有具备才华的人总是尽快离开了那里,就好似NHL。她想了想,继续聊大山。 FTChinese上有几篇文章介绍何伟和他的这几本书。我是好人,打包下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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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回上海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好像宋思衡回上海了。他是一个钢琴家,我在巴黎上学时有幸听过他几次演出,跟他的学校校长及国内的教育部有些联系,而且差一点成了他的经纪。他比我小不少,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拿法国最高钢琴比赛大奖Long-Thibault第一名的中国人。这个大奖的难度据说和肖邦钢琴比赛和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齐名。我当年差一点和他合作在我们学校搞一个专场。看他的博客,好像他回国了,只是希望上海音乐厅的听众这两年音乐会礼仪有所提高,不再有人接电话,不再有人闲聊,不再有人不停地翻动塑料袋、嗑瓜子什么的。 有志于教法语的朋友,我这里有个济南Alliance francaise教法语的职位,可以看看,联系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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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TV5新闻放了这样一段视频

太猛了也,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这么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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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牛的聊天者

我向来讨厌网上以“史上最xx”开头的各种称谓,在我看来说这些话的人可能连什么是史上一点都没有概念。不过我这里哗众取宠下,拿“史上”和“聊天”俩称谓来招呼下Socrate苏格拉底。下面这一段是从书籍《苏菲的世界》摘录来的,这本书1990年出版(对,也20多年了),大学时我的法国朋友借给我一本法语的,不过那时候我很傻,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了。在法国上商学院时,我也选了一门《Commerce et Philosophie》的课,并从冯友兰那里扒了不少东西糊弄老师的作业,不过这门追求智慧的学问,我还早着哪。这本书当年非常畅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世界哲学的发展历史。 苏格拉底是谁?  苏格拉底(公元前四七O~公元前三九九年)也许是整个哲学  史上最神秘难解的人物。他从未留下任何文字,但却是对欧洲思想影响最重大的人物之一。而这并不全然是因为他后来戏剧性的结束了生命的缘故。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生于雅典。他有生之年大半时间都在市中心广场与市场等地与他遇见的人闲谈。他说:“乡野的树木不能教我任何东西。”有时他也会连续好几小时站着思想、发呆。  即使在当时,他也被视为谜样的人物,但他死后很快就被誉为许多哲学学派的始祖。正因为他神秘难解、模棱两可,才使得一些在学说上大相径庭的学派都可以宣称他们是苏格拉底的传人。  我们现在可以确知的是:苏格拉底长得很丑。他肚大、眼凸,有个狮子鼻。但据说他的性情“极为和蔼可亲”,也有人说他是“古今无人能及”的人物。尽管如此,他还是因为他从事的哲学活动而被判处死刑。  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知苏格拉底的生平,主要是透过柏拉图的著作。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后来也成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柏拉图曾撰写过几本《对话录》,以类似戏剧对白来讨论哲学,而苏格拉底就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与代言人。  由于柏拉图在书中是透过苏格拉底之口来阐扬自己的哲学,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对话录中苏格拉底说的话是否确是苏格拉底本人说的。因此,要区分苏格拉底的学说与柏拉图的哲学并不容易。这也是我们面临其他许多未曾留下撰述的历史人物时遭遇的难题。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耶稣了。  我们无法确定当年的耶稣是否讲过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上记载的话。同样的,苏格拉底本人究竟说过些什么话,将会一直是历史上的谜团。  不过,苏格拉底的真正面貌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因为近两千五百年来对西方思想家产生启发作用的,事实上是柏拉图描绘出来的苏格拉底。  谈话的艺术  苏格拉底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与人谈话时看来并无意要指导别人。事实上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很想从那些与他谈话的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他并不像传统的学校教师那般讲课,而是与别人进行讨论。  如果他纯粹只是倾听别人说话,那他显然不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也不会被判处死刑。不过,话说回来,他所做的也只不过是提出问题而已,尤其是在刚开始与人谈话时,仿佛他一无所知似的。通常在讨论过程中,他会设法使他的对手承认自己理论上的弱点。最后,到了词穷之际,他们也不得不认清是非与对错。  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位产婆。苏格拉底也常说他的谈话艺术就像为人接生一样。产婆本身并不是生孩子的人,她只是帮忙接生而已。同样的,苏格拉底认为他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生出”正确的思想,因为真正的知识来自内心,而不是得自别人的传授。同时,唯有出自内心的知识,才能使人拥有真正的智慧。  说得更明白些:生小孩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同样的,每一个人只要运用本身的常识,就可以领悟哲学的真理。所谓运用本身的常识就是搜寻自己的内心,运用内心的智慧。  借着假装无知的方式,苏格拉底强迫他所遇见的人们运用本身的常识。这种装傻、装呆的方式,我们称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  这使得他能够不断揭露人们思想上的弱点。即使在市区广场的中心,他也照做不误。于是,对于某些人而言,与苏格拉底谈话无异于当众出丑并成为众人的笑柄。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当时的人愈来愈将苏格拉底视为眼中钉,尤其是那些在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据说,苏格拉底曾说:“雅典就像一匹驽马,而我就是一只不断叮它,让它具有活力的牛蝇。”  “我们是怎样对付牛蝇的?苏菲,你可以告诉我吗?”  神圣的声音  苏格拉底之所以不断地像牛蝇般叮他的同胞,并不是想折磨他们。而是他内心有某种声音让他非如此做不可。他总是说他的心中有“神明指引”。举例说,他不愿伙同众人将他人判处死罪,也不愿打政敌的小报告。这终于使他丧失性命。  在公元前三九九年时,他被控“宣扬新的神明,腐化青年人”。  在五百名陪审团员的投票之下,他以些微的票数之差被定罪。  他大可以恳求陪审团手下留情,或至少可以同意离开雅典,借以免于一死。  然而,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不是苏格拉底了。问题在于他重视他的良心——与真理——更甚于生命。他向陪审团保证他过去所作所为全是为了国家的福祉。然而他们还是要他服毒。不久,苏格拉底就当着友人的面喝下毒药,结束了生命。  为什么?苏菲,为什么苏格拉底非死不可?两千四百年来人们不断问着这个问题。然而,他并不是历史上唯一坚持不肯妥协,最后落得被定罪处死的人。  我曾经提过的耶稣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苏格拉底与耶稣之间还有若干极为相似之处。  他们两人都是谜样的人物,即使对于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没有将他们的学说教诲撰写成书,因此我们只好透过他们门徒的描写来认识他们。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两个都是通晓谈话艺术的专家。他们说起话来都充满自信、侃侃而谈,虽然引人入胜,但也可能会得罪别人。此外,他们都相信自己是某一种更高力量的代言人。他们批评各种形式的不公不义与腐败现象,向地方势力挑战,最后并因此丧命。  耶稣与苏格拉底所受的审判显然也有雷同之处。  他们原本都可以求饶,但他们却都觉得如果不成仁取义,就无法完成他们的使命。而由于他们如此从容就义,所以吸引了许多徒众追随,即使在他们死后仍然如此。  我指出这些相似之处并不是说耶稣与苏格拉底相像。我只是要提醒你注意,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与他们个人的勇气是密不可分的。  雅典的小丑  苏菲,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谈苏格拉底。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他所使用的方法,但他的哲学课题又是什么?  苏格拉底与那些诡辩学家生在同一时代。他就像他们一样,比较关心个人与他在社会中的位置,对于大自然的力量较不感兴趣。  就像几百年后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所说的,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  不过,苏格拉底有一点与诡辩学派不同,而这点很重要。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智者”,即博学或聪明的人。他也不像诡辩学家一样,为赚钱而教书。不,苏格拉底称自己为“哲学家”,而他也的确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因为哲学家的英文philo—sopher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爱好智慧的人”。  苏菲,你现在坐得舒服吗?你必须完全了解“智者”与“哲学家”之间的差异,这样我们才能继续上以后的课程。诡辩学家教人道理,并收取学费,而他们所说的道理或多或少都有吹毛求疵的意味。这样的诡辩学家千百年来不知凡几。我指的是所有的学校教师、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而以既有的一丁点知识为满足的人,以及那些自夸博学多闻但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人。你年纪虽小,但或许已经遇见过几位这样的诡辩学家。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则完全不同,事实上他们与诡辩学家正好相反。他们知道实际上自己所知十分有限,这也是为何他们不断追求真知灼见的原因。苏格拉底就是这些稀有人物之一。他知道自己对生命与世界一无所知,并对自己贫乏的知识感到相当懊恼。这点非常重要。  所以说,所谓哲学家就是那些领悟到自己有很多事情并不知道,并因此而感到苦恼的人。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还是比那些自称博学但实际上非常无知的人更聪明。我曾经说过:“最聪明的是明白自己无知的人。”苏格拉底也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  请你记住这句话,因为很难得有人会承认自己无知,即使哲学家也不例外。最重要的是,当众说这句话是很危险的,可能会使你丧命。最具颠覆性的人就是那些提出问题的人,而回答问题则比较不危险。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比一千个答案要更具爆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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