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关于中西哲学的比较,以及对儒家“仁”的解读

下面这篇演讲稿是《读书指南》附录中的一篇文章,下篇有很有意思的观点,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不过梁先生是很​引人向上的。​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按:此文为梁任公先生为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演讲所作,原分上下篇。李竞芳曰:“梁先生在宁讲学数月,每次讲稿,均先期手自编定。此次因离宁在即,应接少暇,故本讲稿仅成其上篇,下篇则由竞芳笔记,仅为附识。”云云。
诸君!我对于贵会,本来预定演讲的题目是“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间因为有病,不能履行原约。现在我快要离开南京了,那个题目不是一回可以讲完,而且范围亦太窄,现在改讲本题,或者较为提纲挈领于诸君有益罢。 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 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 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又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我们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们一家里弟兄姊妹们便占了全人类四分之一;我们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进化线”上头不断地做他们的工作;我们替人类积下一大份遗产,从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里一直传到今日没有失掉。我们许多文化产品,都用我们极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虽然记录方法不很整齐,虽然所记录的随时散失了不少;但即以现存的正史、别史、杂史、编年、纪事本末、法典、政书、方志、谱牒,以至各种笔记、金石刻文等类而论,十层大楼的图书馆也容不下。拿历史家眼光看来,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他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说,则何只六经皆史?也可以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
这种方法之应用,我在去年所著的《历史研究法》和前两个月在本校所讲的《历史统计学》里头已经说过大概。虽然还有许多不尽之处,但我敢说这条路是不错的,诸君倘肯循着路深究下去,自然也会发出许多支路,不必我细说了。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矿太大了,非分段开采不能成功,非一直开到深处不能得着宝贝。我们一个人一生的精力,能够彻底开通三几处矿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业,因此我们感觉着有发起一个合作运动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个共同目的共同计划之下,各人从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时的学问根底,各人分担三两门做“窄而深”的研究,拼着一二十年工夫下去,这个矿或者开得有点眉目了。
此外,和史学范围相出入或者性质相类似的文献学还有许多,都是要用科学方法研究去。例如: (1)文字学  我们的单音文字,每一个字都含有许多学问意味在里头,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说文解字”,可以当作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读。 (2)社会状态学  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之初民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许多想象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总而言之,几千年间一部竖的进化史,在一块横的地平上可以同时看出,除了我们中国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国了。我们若从这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味的事。 (3)古典考释学  我们因为文化太古,书籍太多,所以真伪杂陈,很费别择,或者文义艰深,难以索解,我们治国学的人,为节省后人精力而且令学问容易普及起见,应该负一种责任,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这种工作,前清一代的学者已经做得不少。我们一面凭藉他们的基础,容易进行;一面我们因外国学问的触发,可以有许多补他们所不及。所以从这方面研究,又是极有趣味的事。 (4)艺术鉴评学  我们有极优美的文学美术作品,我们应该认识他的价值,而且将赏鉴的方法传授给多数人,令国民成为“美化”。这种工作,又要另外一帮人去做,我们里头有性情近于这一路的,便应该以此自任。 以上几件,都是举其最重要者。其实文献学所包含的范围还有许多,就是以上所讲的几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无数的细目。我们做这类文献学问,要悬三个标准以求到达: 第一求真  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先要知道他“的确是如此”,才能判断他“为什么如此”。文献部分的学问,多属过去陈迹,以讹传讹失其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谨严的态度,仔细别择,把许多伪书和伪事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来。这种工作,前清“乾嘉诸老”也曾努力过一番;有名的清学正统派之考证学便是。但依我看来,还早得很哩。他们的工作,算是经学方面做得最多,史学、子学方面便差得远,佛学方面却完全没有动手哩。况且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藉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这片大殖民地,很够我们受用咧。 第二求博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靠单文孤证便下武断,所以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愈多愈妙。比方做生物学的人,采集各种标本,愈多愈妙。我们可以用统计的精神,作大量观察。我们可以先立出若于种“假定”,然后不断的搜罗资料,来测验这“假定”是否正确。若能善用这些法门,真如韩昌黎说的,“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许多前人认为无用的资料,我们都可以把他废物利用了。 但求博也有两个条件,荀子说:“好一则博”;又说:“以浅持博。”我们要做博的工夫,只能择一两件专门之业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从极狭的范围内生出极博来。否则,便连一件也博不成。这便是“好一则博”的道理。又,满屋散钱,穿不起来,虽多也是无用。资料越发丰富,则驾驭资料越发繁难。总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这便是“以浅持博”的道理。 第三求通  “好一”固然是求学的主要法门,但容易发生一种毛病,这毛病我替他起个名,叫做“显微镜生活”。镜里头的事物看得纤悉周备,镜以外却完全不见,这样子做学问,也常常会判断错误。所以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却切不要忘却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关系,这些关系有许多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用锐利眼光去求得他。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 以上上篇

以上关于文献学,算是讲完,两条路已言其一。此外则为德性学。此学应用内省及躬行的方法来研究,与文献学之应以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者绝不同。这可说是国学里最重要的一部份,人人应当领会的。必走通了这一条路,乃能走上那一条路。
近来国人对于知识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国故的名词,我们也听得纯熟。诚然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不过若是谓除整理国故外,遂别无学问,那却不然。我们的祖宗遗予我们的文献宝藏,诚然足以傲世界各国而无愧色,但是我们最特出之点,仍不在此。其学为何?即人生哲学是。
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即主情、主意。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至于中国古哲就不然,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归纳于人生这一途,而于西方哲人精神萃集处之宇宙原理、物质公例等等,倒都不视为首要。故《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既纯以人生为出发点,所以以“人之所以道”为第一位,而于天之道等等,悉以置诸第二位。而欧西则自希腊以来,即研究他们所谓的形上学。一天到晚,只在那里高谈宇宙原理,凭空冥索,终少归宿到人生这一点。苏格拉底号称西方的孔子,很想从人生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图,更不晓得循着这条路去发挥,至全弃其师传,而复研究其所谓天之道。亚里斯多德出,于是又反趋于科学。后人有谓道源于亚里斯多德的话,其实他也不过仅于科学方面,有所创发,离人生毕竟还远得很。迨后斯端一派,大概可与中国的墨子相当;对于儒家,仍是望尘莫及。一到中世纪,欧洲全部,统成了宗教化。残酷的罗马与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而渐进于迷信。宗教方面,本来主情意的居多;但是纯以客观的上帝来解决人生,终竟离题尚远。后来再一个大反动,便是文艺复兴,遂一变主情、主意之宗教,而代以理智。近代康德之讲范畴,范围更过于严谨,好像我们的临九宫格一般。所以他们这些,都可说是没有找到人生的大道上去。直至詹姆士、柏格森、倭铿等出,才感觉到非改走别的路不可,很努力的从体验人生上做去,也算是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但是真果拿来与我们儒家相比,我可以说仍然幼稚。
总而言之,西方人讲他的形上学,我们承认有他独到之处。换一方面,讲客观的科学,也非我们所能及。不过最奇怪的,是他们讲人生也用这种方法,结果真弄到个莫明其妙。譬如用形上学的方法讲人,绝不想到是从人生的本体来自证,却高谈玄妙,把冥冥莫测的上帝来对喻。再如用科学的方法讲,尤为妙极。试问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三角之一边?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化合,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再如达尔文之用生物进化说来讲人生,征考详博。科学亦莫能摇动,总算是壁垒坚固,但是果真要问他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安在?人既自猿进化而来,为什么人自人而猿终为猿?恐怕他也不能给我们以很有理由的解答。
总之,西人所用的几种方法,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欧洲人却始终未彻悟到这一点,只盲目的往前做,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彷徨莫知所措。盖中世纪时,人心还能依赖着宗教过活;及乎今日,科学昌明,赖以醉麻人生的宗教完全失去了根据。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化而来,哪里有什么上帝创造?宇宙一切现象,不过是物质和他的运动,还有什么灵魂?来世的天堂,既渺不可凭,眼前的利害,复日相肉搏。怀疑失望,都由之而起,真正是他们所谓的“世纪末”了。 以上我等看西洋人何等可怜!肉搏于这种机械唯物的枯燥生活当中,真可说是始终未闻大道!我们不应当导他们于我们祖宗这一条路上去吗?以下便略讲讲我们的祖宗精神所在。我们看看是否可以终身受用不尽,并可以救他们西人物质生活之疲敝。 我们先儒始终看得知行是一贯的,从无看到是分离的。后人多谓知行合一之说,为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从不像西人之从知识方法而求知识,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所以说这类学问,必须自证,必须躬行,这却是西人始终未看得的一点。 又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宇宙绝不是另外一件东西,乃是人生的活动,故宇宙的进化,全基于人类努力的创造。所以《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看得宇宙无圆满之时,故易卦六十四,始“乾”而以“未济”终。盖宇宙“既济”则乾坤已息,还复有何人类?吾人在此未圆满的宇宙中,只有努力的向前创造;这一点,柏格森所见的,也很与儒家相近。他说宇宙一切现象,乃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更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识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作精神生活,是要从内省直觉得来的。他们既知道变化流转,就是宇宙真相,又知道变化流转之权,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当中,不过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谓“无入而不自得”。有了这种精神生活,再来研究任何学问,还有什么不成?那末,或有人说,宇宙既是没有圆满的时期,我们何不静止不作,好吗?其实不然,人既为动物,便有动作的本能,穿衣吃饭,也是要动的。既是人生非动不可,我们就何妨就我们所喜欢作的,所认为当作的作下去,我们最后的光明,固然是远在几千万年几万万年之后,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叫一蹴而就的达到目的地;是叫我们的目的地,日近一日。我们的祖宗,尧、舜、禹、汤、孔、孟,……在他们的进行中,长的或跑了一尺,短的亦跑过数寸,积累而成,才有今日;我们现在无论是一寸半分,只要往前跑才是。为现在即将来的人类受用,这都是不可逃的责任。孔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以我们虽然晓得道远之不可致,还是要努力的到死而后已,故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正为其知其不可而为,所以生活上才满含着春意。若是不然,先计较他可为不可为,那末,情志便系于外物,忧乐便关乎得失;或竟因为计较利害的原故,使许多应做的事,反而不做。这样,还那里领略到生活的乐趣哩?
再其次,儒家是不承认人是单独可以存在的,故“仁”的社会,为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仁”字从二人,郑玄曰:“仁,相人偶也。”(《礼记》注。)非人与人相偶,则“人”的概念不能成立。故孤行执异,绝非儒家所许。盖人格专靠各个自己,是不能完成。假如世界没有别人,我的人格,从何表现?譬如全社会都是罪恶,我的人格受了传染和压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个共同的,不是孤零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明白这个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所以孔子教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立人达人,非立达别人之谓,乃立达人类之谓。彼我合组成人类,故立达彼,即是立达人类;立达人类,即是立达自己。更用“取譬”的方法,来体验这个达字,才算是“仁之方”。其他《论语》一书,讲仁字的,屡见不一见。儒家何为把仁字看得怎么重要呢?即上面所讲的,儒家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道”为本;明乎仁,人之所以道自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盖仁之概念,与人之概念相函。人者,通彼我而始得名,彼我通,乃得谓之仁。知乎人与人相通,所以我的好恶,即是人的好恶,我的精神中,同时也含有人的精神。不徒是现世的人为然,即如孔、孟远在二千年前,他的精神,亦浸润在国民脑中不少,可见彼我相通,虽历百世不梗;儒家从这一方面看得至深且切,而又能躬行实践,“无终食之间违仁”,这种精神,影响于国民性者至大。即此一分家业,我可以说真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至宝。这绝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可研究得来的,要全用内省的工夫,实行体验。体验而后,再为躬行实践,养成了这副美妙的仁的人生观,生趣盎然的向前进;无论研究什么学问,管许是兴致勃勃。孔子曰“仁者不忧”,就是这个道理。不幸汉以后这种精神便无人继续的弘发,人生观也渐趋于机械。八股制兴,孔子的真面目日失。后人日称“寻孔颜乐处”,究竟孔、颜乐处在哪里,还是莫明其妙。我们既然诵法孔子,应该好好保有这分家私——美妙的人生观——才不愧是圣人之徒啊!
此外,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佛,本传于印度,但是盛于中国。现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绝;正法一派,全在中国。欧洲人研究佛学的日多,梵文所有的经典,差不多都翻出来。但向梵文里头求大乘,能得多少?我们自创的宗派,更不必论了。像我们的禅宗,真可算得应用的佛教,世间的佛教。的确是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的特质,叫出世法与入世法并行不悖。他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还在儒家之上。说宇宙流动不居,永无圆满,可说是与儒家相同。曰“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即孔子立人、达人之意,盖宇宙最后目的,乃是求得一大人格实现之圆满相,绝非求得少数个人超拔的意思。儒、佛所略不同的,就是一偏于现世的居多;一偏于出世的多。至于他的共同目的,都是愿世人精神方面,完全自由。现在自由二字,误解者不知多少,其实人类外界的束缚,他力的压迫,终有方法解除;最怕的是心为形役,自己做自己的奴隶,儒、佛用许多的话来教人,想叫把精神方面的自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这点佛家弘发得更为深透,真可以说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这话,东西人士,都不能否认。此后全世界受用于此的正多,我们先人既辛苦的为我们创下这分家业,我们自当好好的承受,因为这是人生唯一安身立命之具。有了这种安身立命之具,再来就性之所近的,去研究一种学问,那末,才算尽了人生的责任。
诸君听了我这两夜的演讲,自然明白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论语》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这边的诸同学,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固然,我也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的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所以我愿此次的演讲,更能够多多增进诸君以研究国学的兴味!以上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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